工行前行長澄清對中國銀行業的幾大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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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要]事实怎麼評價我國幾大銀行的鼎新功效、我國銀行業事实存在不存在壟斷？

中國工商銀行前行長楊凱生對事实怎麼評價我國幾大銀行的鼎新功效、我國銀行業事实存在不存在壟斷、我國的銀行業到底是不是“暴利”行業、銀行與實體經濟到底是不是相對應甚至相對立的兩個方面，進行了詳細闡述。重要內容包含如下十點，干貨太多，請保藏后渐渐閱讀。

一、幾大銀行引入國外戰略投資者都是溢價的，價格都是高於淨資產的。

二、作為國有資本控股的上市銀行，各方股東的機會是彻底均等的，不成能隻有此中某一方股東的股權增值獲益。

三、五大銀行股權結構進一步調整的空間和渠道都是存在的。但從全世界各國情況來看，股權結構與行業集中度關聯彷佛不大，在私有化體制下的那些國家銀行業的集中度要明顯高於中國。

四、實事求是地說這些年銀行的利潤增長重要來自銀行資產總量的敏捷擴張、資產質量的相對穩定、技術手腕的不斷改進和經營本钱的嚴格节制。

五、為了應付稽核，单方面寻求所謂中間業務發展業績的做法是一些銀行經營指導思惟不规矩的表現。

六、中國銀行特别是大銀行如能實現红利能力的可持續增長，是功德，是對國家，對股東，對社會公眾應盡的責任，若是是以反而遭到指責是不合理的。

七、今朝，中國銀行進行服務定價的自立權還不高，與國際上大銀行比拟，中國銀行非利钱收入在整個營業收入中的佔比也還處於較低程度。

八、有些專家學者認為金融業、銀行業就是屬於虛擬經濟，是與實體經濟相對立的兩個方面。這種见解不免难免有失偏頗。在理論上並不彻底站得住，與實際情況也不盡符合。

九、同樣的資本佔用可發放的貸款越多，銀行的红利則可能增长得越多。是以，以為銀行主觀上就是不願意為小微企業發放貸款的說法来由並不充实。

十、對銀行必須實施嚴格的資本办理，堅決按捺銀行信貸規模和資產總量的無限擴張﹔對實體經濟必須尽力低落其負債率。唯有這樣，中國的經濟金融才能真正進入可持續發展的康健軌道。

這些年來，對我國的銀行業彷佛一向有很多的議論甚至指責。此中既有來自國外的，也有來自國內的，既有來自媒體的，也有來自部门專家、學者的。筆者認為在社會經濟轉型階段，銀行作為一個經營办理狀況外溢性特別強的行業，遭到人們非分特别關注是正常的。在經濟金融體制鼎新不斷深化的過程中，銀行的办理能力、服務程度在某些方面表現得滯后於各方面的指望和请求，從而導致各種詬病也是天然的。但也應指出的是此中有些質疑、批評，應該更合适實際一些，有關觀點應該具备更充实的事實依據和數據支撐，而不克不及以訛傳訛和想當然。質疑和批評應該是冷靜說理的，心平氣和的﹔提出的建議，所出的主张應該是建設性的，具备可操作性的，合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鼎新标的目的的。總之都不應該是帶有既定成見的，情緒化的。

這裡，筆者試著就大师關心的關於我國銀行業的幾個問題，談談本身的见解。

1、事实怎麼評價我國幾大銀行的鼎新功效？

這個問題的谜底應該是必定的、明確的，但彷佛也有人一向持懷疑態度。其實不需作更久遠的回顧，隻要看看十年先后的變化，事变就很清晰了。在不到十年的時間裡，工、農、中、建、交五大行的不良貸款率從20%-30%，降低到了1-2%，均匀資本充沛率從7.95%摆布晋升到了13%以上，年度利潤總額從2002年的1085億增长到了2013年的7851億。但也有人認為這些還不足以說明問題，他們質疑在當初國有銀行改制上市的過程中是否是賤賣了？時至本日這些銀行改制過程中剝離不良貸款的本钱（實際上更准確地說這相當水平上是我國經濟體制鼎新過程中，一多量工商企業卸下歷史负担並進而改制所必要付出的本钱）事实能不克不及覆蓋？國有銀行改制后事实能不克不及帶來經營办理程度的提高，帶來治理機制的改變？這些問題確實必要認真答复。

交通銀行是2004年引入戰略投資者的，2005年和2007年前后在香港和上海上市﹔中國銀行2004年進行了股分制革新，2006年6月和7月分別在香港和上海上市﹔建設銀行是2004年進行股分制革新的，2005年、2007年前后在香港、上海上市﹔工商銀行2005年完成为了財務重組和股分制革新，2006年引入了戰略投資者並於當年10月成為第一家在上海、香港兩地同時、同股同價上市的銀行。農業銀行2009年改制為股分有限公司，2010年分別在上海和香港挂牌上市，以此為標志，我國五大銀行全数完成为了從國有獨資銀行向在境內外上市的公眾持股銀行的歷史性轉變。事非經過不知難，現在有的人在談起這些“故事”時，並不晓得此中曾有几多艱辛和不容易，乃至常常還有一些不屑，認為從國有獨資銀行變為國有控股的上市銀行，並不會發生什麼根赋性的變化。這實在是不领会情況的偏頗之見。

比方，在這五大銀行上市前的財務重組和股分制革新過程中，都由境內外的律師事務所、國際會計師事務所和評估師事務所進行了工程浩大的盡職調查及資產評估。僅工商銀行的法令盡職調查資料就達80余噸，這些质料作為首要檔案至今保留在工商銀行庞大的資料室中。這種具备國際水准的盡職調查和評估事情，不僅摸清了家底，促進了我國大型銀行的產權清楚，更首要的是為改制后明確經營办理責任，创建現代企業轨制打下了首要基礎。舉個具體的例子，由於歷史缘由，工商銀行本来在全國各地幾萬宗營業場所的衡宇、地皮既有當年分設時從人民銀行承接過來的，也有國家劃撥的，還有出價購買了部门利用權的，更有借用的，總之權屬大多不夠明確，手續不夠完備。通過改制上市前的財務重組，97%以上的衡宇、地皮辦妥了權屬証明。僅這項具體事務的事情之復雜、難度之大就遠非人們所能想象。

當然，更值得回顧的是，在當時由於很多投資者對中國的國有銀行改制可否乐成持懷疑態度，是以可否在改制前期引入在國際市場上有影響力的戰略投資者，繼而能夠在上市時吸引更多的機構投資者進入即是對鼎新方案的設計是不是正確，操作是不是乐成的重大考驗。各家銀行在這方面都竭盡全力開展了有關事情。就拿工商銀行來說，我們在境內外廣泛接觸了各類投資者，尽力向全球展現中國經濟金融可持續發展的远景，宣傳我國銀行的投資價值，以爭取獲得全世界市場的認可。后來有人說幾大銀行上市是否是讓國外投資者賺了大錢？為什麼好處不留給國內投資者呢？提出這樣的問題，彻底是不领会當時的情況。

起首當時國內的A股市場很難彻底容下體量如斯之大的幾大銀行，必要通過適當引入國際戰略投資者並在境內外市場一块儿上市才能完成這幾大銀行的改制。實際上幾家銀行上市前引入的國外戰略投資者的投資比例僅有十幾個百分點，最低的只是個位數，其余國外投資均為上市時報價購買進入的。應該看到這些國際戰略投資者進入的股權比例雖不高，但在當時對上市公開發行的乐成起到了首要的“增信”感化。并且必須指出的是幾大銀行引入國外戰略投資者都是溢價的，價格都是高於淨資產的，均匀PB值（市淨率，簡單地說即股價與淨資產價值之比）超過1.19倍，比方工行就達到了1.22倍。而今朝幾大銀行的PB值均跌破了1。是以所謂引入戰投時定價是不是公道的問題彷佛已經無需更多討論了。當時在上市過程中我們也十分但愿能夠引入更多的國內機構投資者，但談何轻易，資本市場上不克不及強買強賣啊。當時有關部門規定H股與A股必須同股同價發行，為了更多地吸引國內外投資者參與，我們做了大量的前期鋪墊性准備事情，並在國內、國外進行了廣泛的路演。經過在國內從北到南，從東到西的奔波，和在全世界幾大洲的路演下來，最終獲患了超額認購幾十倍的結果。回忆起來若是當時國內投資者能夠更踴躍、更積極一些，我們的定價將會更抱负。

當然，最終總體發行是乐成的，工行、農行都創下了全世界IPO融資額的歷史記錄。后來，幾大銀行的市值隨著銀行红利能力的增長前后都曾有過不小的上升，有的國外投資者捉住機遇進行了轉讓套現操作。於是有人質疑境外投資者發了財，國有資產流失了。却不知作為國有資本控股的上市銀行，各方股東的機會是彻底均等的，不成能隻有此中某一方股東的股權增值獲益。就拿國有股東來說，五大銀行上市以來，淨資產增长了29136億元，約增长了3.6倍，國有股權獲利超過27500億元，此中現金分紅約11000億元（股改上市前由於微利甚至虧損，國家並未從銀行獲很多少利潤回報）。改制上市以來，與2003年比拟五大銀行的應稅能力晋升了4.5倍以上。僅從這幾個方面測算，五大銀行的改制本钱（剝離20000多億不良貸款，加之沖銷原有部门國有資本和外匯注資折合5000億人民幣，等等）已經覆蓋。若是加之華融、信達、長城、東方四大資產办理公司處置幾大銀行改制過程中剝離的不良資產的收受接管結果來說，改制本钱則更是已消化完畢。

至於幾大銀行上市后办理程度事实有無提高，可以從多方面來予以說明。此中最為顯著的進步就是銀行周全風險办理機制得以完美，创建健全了各類風險的識別、計量、預警和監測的技術模子和操作法子。比年來，經過監管部門長達5年的持續跟蹤、評估和驗收和國際機構的檢查，今朝已經核准我國幾大銀行正式實施資本办理高級法子。這標志著依照巴塞爾委員會的統一標准，我國重要銀行風險办理的框架、原則、技術和IT系統建設等各方面已與國際規范接軌。這在十年前是難以想象的。還有很多人很關心這些銀行上市后，董事會、監事會事实能不克不及發揮感化？是否是“徒有其表”，“形同虛設”。大型上市銀行的法人治理機制情況到底若何？董事會、監事會和办理層是不是真的在各司其職？建議關心這些問題的朋侪，若是有機會可以聽聽香港聯交所、証監會和大陸銀監會、証監會及其上交所對上市銀行公司治理機制、內控情況和信息表露情況的評價，信赖必定會有助於大师领会真實情況。人們應該承認在摸索具备中國特点的銀行治理模式方面我們確實已經邁開了實質性的步子。同時也建議大师可以聽聽這些銀行的董事們，特别是境外獨立董事的意見，他們中很多人曾任過全世界性闻名銀行的高管或國外銀行監管機構的高級職務。他們的见解也會有助於大师更周全地领会國有控股大型商業銀行改制上市后的經營办理狀況和法人治理情況。

總之，筆者的觀點是，事實已經証明我國在這一輪金融危機爆發前，捉住難得的窗口時機，果斷推動幾大國有銀行鼎新，其決策是正確的，也是有用的。沒有這一鼎新打下的堅實基礎，沒有幾大銀行經營狀況的底子改良，那就很難想象面對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我國經濟能有如斯大的盘旋余地，宏觀調控能有如斯大的操作空間。

2、我國銀行業事实存在不存在壟斷？

所謂壟斷（無論是賣方壟斷還是買方壟斷），凡是表現為一個或幾個大企業憑借本身的優勢，不斷排擠或吞並其它中小型企業，並進而获得市場上分歧理的定價權。构成壟斷的缘由主如果由於資源壟斷或当局干預而帶來了市場的進入障礙。那麼，據此來看，關於中國銀行業存在壟斷現象的說法是不是有事理？

起首，不能不說清晰的是，在任何一個國家，銀行都是特許經營的行業，開辦銀行都必須具備必定的資質，都必須獲得監管部門的許可。在一些人奉為自由市場經濟圭表标准的美國，開設銀行的審批手續並不比中國簡單。是以，不成以說因為無法隨意辦銀行，辦銀行必須經過監管部門的嚴格審批就是國家壟斷銀行業的表現。

其次，可以再進一步看看中國銀行業今朝的資本結構，今朝工、農、中、建、交五大銀行中非國有資本的佔比超過了20%，民間資本在全國性的12家股分制商業銀行中的佔比約為41%，在145家都会商業銀行中的佔比約為54%，在農村金融機構（337家農商行，147家農村互助銀行，1927家農信社）中民營資本佔比超過了90%。是以，簡單地說經過30多年的鼎新開放，中國銀行業依然還是由國有壟斷的是不合适事實的。

信赖會有人進一步問，既然如斯，那十八屆三中全會為什麼還要特別提出“在加強監管条件下，允許具備條件的民間資本發起設立中小型銀行等金融機構”呢？其實這並不抵牾。應該承認,過去中國法規上雖未制止民間資本發起設立銀行，但對這一點一向不夠明確。除民生銀行等少數實破例，其余的民營資本進入銀行業主如果陸續通過改制、參股构成的，直接發起設立的未几。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民間資本可以“發起設立”銀行等金融機構，是從頂層政策上進一步了了這個問題，彰顯了堅持市場化鼎新取向的決心。對於一個應該新竹汽車借款, 屬於開放性的銀行業來說，中國民營資本在此中的佔比應該還有晋升的空間，國有股分的佔比也還有降低的余地，這不會影響到國家對銀行業的办理。因此雖然中國的銀行業今朝已不克不及說是由國有資本壟斷的，但對其實行更為開放的市場准入轨制，為合适條件的各類投資主體供给更公允的投資機會既是應該的，也是可行的。

說到這裡，也許有人又會問，雖然從股本結構來看，不克不及說中國的銀行業彻底是國有壟斷的，但工、農、中、建、交五大銀行規模是如斯之大，認定中國銀行業存在大行壟斷的結論應該是建立的吧？我們无妨再來作一點阐发。

世界上权衡一個國家大銀行事实大到了什麼水平，常常是考查其銀行業集中度，此中最重要的指標是資產CR5（Concentration Ratio 5），即一國前五大銀行（TOP5）的總資產佔該國銀行業資產的比例。

為了說明問題，我們可以將美國、日本、德國、法國、英國、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亞、西班牙、荷蘭等經濟體量排名居前的十個發達國家，和巴西、俄羅斯、印度、南非等4個“金磚國家”的銀行業集中度（資產CR5）與中國作一些對照和比較。筆者發現，盡管由於統計口徑存在一些差異，依據分歧法子得出的數據存在一些凹凸誤差，但經過對比年來各國有關數據的阐发，可以得出的結論标的目的是一致的。在這14個國家中，除印度以外，其余各國前五大商業銀行的資產佔該國銀行業資產的比例都高於50%，特别是十個發達國家銀行業CR5的比例相當高，最高的澳大利亞、荷蘭超過了90%，德國、加拿大超過了80%，西班牙、法國、英國、意大利超過了70%，美國、日本也在50%到60%之間。值得注重的一個現象是，這些國家的銀行業集中度，根基都是在上世紀80年月以后隨著金融自由化進程的加速而明顯晋升的。看來事变並不像有的人所想象的那麼簡單，以為隻要銀行市場進一步開放了，中小銀行將紛紛涌現，大銀行的競爭優勢將渐渐减弱，它們的市場佔比必定會隨之降低。

别的，更值得钻研的是，在這些國家，銀行業集中度的凹凸彷佛與金融市場的穩定程度存在著必定正相關性。比方,銀行業集中度最高的澳大利亞、加拿大、荷蘭在這一輪金融危機中，銀行業體系就表現得相對更穩健一些。在美國，在上世紀80年月末儲蓄信貸機構危機爆發以前，銀行業CR5一向低於15%，在那場危機以后，美國銀行業的CR5快速上升。而在這一輪金融危機后，美國的CR5更是從2007年的44%，上升到了2010年的48%,2012年的61%，2013年的63.2%。我們曾與美國一些闻名的銀里手和監管官員交換過意見，他們彷佛無一破例地都認為這一現象還會繼續下去，美國銀行的數量將會繼續減少，銀行業集中度還會進一步提高。這些情況，特别是每輪危機后銀行業集中度就相應晋升的趨勢事实說了然什麼？這與人們現在经常挂在嘴邊的所謂要警戒銀行“大而不克不及倒”的理論又是一個什麼樣的內在邏輯？這些都必要我們認真進行钻研和阐发。簡單的人雲亦雲並不有助於真正揭露經濟金融糊口的內在規律。

在“金磚國家”中，巴西、南非、俄羅斯的銀行業集中度近年來也一向在持續上升。如巴西銀行業CR5從1990年的50%提高到了今朝的70%，南非從1990年的77%提高到了今朝的90%以上，俄羅斯從1995年的39%提高到了今朝的50%以上。唯有印度銀行業集中度有所降低，從1995年的44%降低到今朝的40%，但印度一家大銀行的佔比（CR1）比拟其他國家要高。

若是把這些年來世界上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新興市場國家銀行業集中度不斷晋升的趨勢與中國的現象作一下比較，不難發現中國銀行業的市場集中度走向與世界各重要經濟體是相反的，中國的CR5這些年來是快速降低的。從1998年至2013年三季度，中國五大銀行的資產佔比從63%急劇降低到了44%，降低了近20個百分點，并且今朝這一勢頭仍在增強。临时不去討論這一與全世界市場走向纷歧致的現象到底是對是錯，其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到底是正面身分為多還是消極感化為多，但起碼可以得出的結論是，那種認為中國銀行業存在著大銀行壟斷的判斷並沒有几多事理。那種認為由於大銀行市場佔比高了就必定會影響金融市場活气的說法也不合适全世界市場的實際。

至於說到中國大銀行的股本結構中，國有股權佔比是不是過高了，那就是另外一個問題了。五大國有控股銀行今朝已全数是在境內外上市的公眾公司。筆者認為，五大銀行股權結構進一步調整的空間和渠道都是存在的。但從全世界各國情況來看，股權結構與行業集中度關聯彷佛不大，實際情況已經清晰表白，在私有化體制下的那些國家銀行業的集中度要明顯高於中國。是以，中國五大銀行今朝的體量是不是過大了，是不是存在對市場的壟斷，與這幾大銀行的股權結構有無可能作進一步調整並不是一個命題。在進一步深化中國金融體制鼎新的政策設計中，当局有關部門和監管機構有需要認真思虑這些問題，有志於設立和興辦銀行的民間資本持有者在投資決策時也必要認真想大白這些問題。

3、我國的銀行業到底是不是“暴利”行業?

近年來，中國銀行業持續較高的红利能力一向廣受關注，此中質疑多於必定，批評多於表揚。筆者認為這種現象並不正常。起首，應該必定經濟決定金融，銀行業的利潤增長是中國經濟這些年持續平穩較快增長的一個折射。銀行利潤的增長，特别是國有控股銀行的利潤增長是對國家的貢獻，是對股東、投資者的貢獻，是实行社會責任的最重要表現。

在大型銀行今朝的股權結構中，國家控股比例超過了70%。也就是說，這些銀行每創造1元錢利潤，最少有0.7元是國家的直接管益。五大銀行自股改上市以來，共實現稅后淨利潤約39300億元，按70%比例計，此中國有股獲利超過27500億元，國有股權從中現金分紅達11000億元，國有淨資產增值超過3.6倍。與此同時，其他股東與國有股東是同股享有同權的，在權益分派上不成能有任何區別，同樣也是銀行红利的受益者。

近幾年來，社會上對銀行红利存在一些爭議，此中最重要的有兩種批評聲音。一是認為銀行的利潤多主如果因為中國今朝利率还没有彻底市場化，銀行的存貸款利差过高﹔另外一種認為銀行的利潤多重要來自收費項目太多。

其實，中國銀行特别是大型銀行比年來的利潤增長並不是來自高息貸款。根據人民銀行現行利率政策，在今朝利率还口臭如何治療,没有彻底市場化的情況下，人民幣存款利率是有上限的，即不许商業銀行高息攬存﹔貸款利率是有下限的，即不许搞不顧風險的不正當競爭。同時，貸款利率的上限和存款利率的下限則是放開的，也就是說，理論上講是允許商業銀行可以上浮貸款利率和下浮存款利率的。但實際執行結果是，就拿剛過去的2013年為例，中國幾大銀行當年新發放的人民幣貸款中，執行下浮利率的約佔17.18%，執行基准利率的約佔34.25%，即51.43%的貸款執行的是基准利率和下浮利率，而執行上浮利率的隻佔48.57%。

有人總是認為現在中國銀行業的利率還沒有徹底市場化，中心銀行還實行利率管束，以是今朝銀行红利高不彻底是正常的經營結果。而事實上，世界前10大銀行的數據對比顯示，2013年，中國五大行的均匀淨利钱收益率程度是2.5%，而美國的富國銀行是3.39%，花旗是2.88%，美國銀行是2.46%。這些銀行所處的環境是利率已經市場化了的，但它們的淨利钱收益率並不低於中國的幾大銀行，況且它們還是在美國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还没有彻底退出的情況下所實現的這個利差程度。以是，不克不及簡單地說，中國銀行這些年利潤增长較快就是因為中國利率沒有市場化，就是政策保護的結果。否則也無法解釋在利率市場化水平還遠不现在天的上世紀80、90年月，中國銀行業的红利能力為什麼那麼低呢？看一看世界一些重要國家和地區的銀行在利率市場化過程中的情況也能說明一些問題。在利率市場化的最初階段，很多銀行大多經歷了利差有所縮小的一個階段，但很快就出現了分歧的變化。有的利差程度又上去了（比方美國），有的則下來了（比方日本和中國的台灣地區等）。看來利率市場化的進程與銀行利差程度是有關的，但並不是簡單的線性相關。若是認為下一步利率市場化以后，存款人的收益率必定會上升，告贷人的本钱必定會降低，銀行的利差必定會收窄，不免难免過於簡單了一些。

關於銀行收費問題，今朝銀行收費分為兩類，一類是当局規定價或指導價，一類是市場化定價。按原有規定，銀行收費中約有90%以上是由市場定價的，不到10%的則需由当局審批價格。但今朝由於種種缘由，有關部門對商業銀行的服務收費办理已趨於越來越嚴格，比方前不久頒布的商業銀行服務價格办理辦法明確規定，各商業銀行總行要按期向監管部門報送服務價格報告，请求商業銀行出台收費調整事項的，最少要提早3個月進行公示，如触及收費優惠的，也要提早明確標注優惠办法的见效和終止日期，等等。今朝，中國銀行根據本钱、風險、市場競爭和客戶经受能力和綜合回報程度等身分進行服務定價的自立權還不高，與國際上大銀行比拟，中國銀行非利钱收入在整個營業收入中的佔比也還處於較低程度。

據领会，從非利钱收入佔營業收入的比重來看，2013年，中國上市銀行均匀為23.1%，而巴克萊是59.22%，蘇格蘭皇家銀行是44.42%，德意志銀行是53.54%，JP摩根是55.16%，BNP是46.95%，富國銀行是48.91%，匯豐集團是45.02%，美國銀行是52.48%，花旗集團是38.73%，桑坦德是34.76%。這裡当然有中國銀行與西方重要銀行業務范圍分歧即綜合化水平分歧的缘由，但即便剔除銀行綜合化經營所帶來的收入影響，僅看手續費佣金收入佔營業收入的比重，2013年，前10家國際大銀行均匀為27.63％，同樣顯著高於中國銀行的19.57％。

當然也應該承認，今朝在中國，銀切菜器,行業的收費也確實存在一些必要整頓和規范的問題。舉個例子，對一個客戶的一筆貸款，銀行本来可以將利率確定到某一個程度，比方7.2%。但銀行為了體現本身中間業務發展的業績，就人為將利率定為6%，另1.2%作為所謂的“財務咨詢費”、“融資顧問費”，變成为了中間業務收入。雖然總的來說這並不克不及增长銀行的利潤，也沒有增长客戶的實際本钱，但這種為了應付稽核，单方面寻求所謂中間業務發展業績的做法是一些銀行經營指導思惟不规矩的表現。客戶對此成心見，監管部門予以查處和糾恰是有事理的。應該說這些銀行這樣做是圖了虛名招了實禍。但總體來看，此后隨著中國銀行金融產品供給能力和服務能力的晋升，銀行有關新的收費項目應該還會出現。關鍵是銀行要有嚴格的收費規則，收費項目及標准應公開透明。需報批的必須实行報批手續，凡收費了的必須供给相應的服務。真正做到了這些，信赖社會公眾對銀行服務收費的理解也會進一步增強。

說到這裡，也許有人還會質疑，銀行這些年利潤不菲，既不是來自利差保護，又不是來自亂收費，到底是來自哪兒呢？一些企業經營困難而銀行红利狀況卻不錯，到底是什麼缘由呢？我們可以看一看2013年度的有關數據，中國16家上市銀行的資產回報率（ROA）均匀為1.23%，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ROA均匀是7.39%﹔16家上市銀行的資本回報率（ROE）均匀為18.93%，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ROE均匀為12.78%。若是說僅通過這樣對比，還很難就銀行業的红利是不是正常作出判斷的話，那還可以進一步作一點阐发。我認為，實事求是地說這些年銀行的利潤增長重要來自銀行資產總量的敏捷擴張、資產質量的相對穩定、技術手腕的不斷改進和經營本钱的嚴格节制。

一是銀行業資產總量的敏捷增長拉動了利潤相應增长。到2013年底，中國銀行資產規模與2004年比拟增長了119萬億元，相當於增長了3.7倍。在這樣的情況下，若是銀行利潤不克不及相應增長是不正常的。當然，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所需的資金重要寄托銀行貸款，导致銀行資產規模不斷擴張，直接融資、間接融資的結構一向難以有用調整這是另外一個必要討論的問題。據筆者所知，一些銀行特别是大銀行的办理者並不但愿看到本身銀行規模的持續擴張，他們對此中蘊藏的風險隱患是有擔心和憂慮的。

二是前些年銀行資產質量的相對穩定推動了利潤增長。從2006年到2013年，中國銀行不良貸款余額從12549億元降到5921億元，不良率從7.09%降到1.0%，這帶來的直接结果是信貸本钱率（減值計提與貸款總額的比值）從2006年的0.7%降低到2013年的0.54%。信貸本钱率的明顯降低，又進一步帶動資產減值准備提取與撥備前利潤的比例明顯降低。2006年，中國銀行這一比例高達25.5%，2013年則降低到14.88%，降低了10.6個百分點。是以可以說是宏觀經濟的平穩加上銀行信貸办理程度的晋升，促進了銀行這些年信貸資產質量的改良並進而有用拉動了銀行的利潤增長。今朝由於宏觀上經濟增長的趨緩，銀行業信貸資產質量出現了必定的波動，這對銀行的红利能力已提出了嚴峻挑戰。從客岁和本年一季度的情況看，銀行利潤的增幅出現了明顯下滑。這偏偏從另外一個方面驗証了銀行業前幾年利潤的高速增長是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一種連動反应。

三是銀行技術手腕的改進推動了利潤增長。中國幾大銀行今朝電子銀行的業務替换率已經將近80％，即每100筆業務中，隻有20余筆業務是在物理網點的櫃台上辦理的。工商銀行的電子銀行業務替换率更是已經達到了82%。也就是說若是沒有強大的網絡支撐和技術保障，僅工商銀行一家就需再增长近3萬家物理網點才能完成今朝的服務量。經過測算，電子渠道辦理業務的均匀本钱每筆是0.49元，而在櫃台辦理業務均匀本钱每筆是3.06元，相差約6倍。而10年前，中國銀行電子銀行替换率隻有15%摆布。毫無疑問，今朝利潤的增长是銀行前期電子化建設、信息網絡建設大量投入的結果，是技術進步的結果。比方，工商銀行從2000年到今朝為止，已連續15年每一年對IT系統建設的均匀投資都超過了50億元。這樣庞大的投入如形不可足夠的回報，那倒真是失職了。

四是嚴格的經營本钱节制保証了銀行的利潤增長。中國的銀行業特别是大銀行的本钱收入比自股改上市以來呈穩中有降的態勢。2006年本钱收入比均匀是45.14%，2013年是30.79%，降低了14.35個百分點。而同期，國際銀行業的本钱收入比從56.5%上升到66.5%。事實証明中國銀行嚴格节制本钱是拉動利潤增長的一個首要缘由。

綜上所述，筆者以為中國銀行特别是大銀行如能實現红利能力的可持續增長，是功德，是對國家，對股東，對社會公眾應盡的責任，若是是以反而遭到指責是不合理的。

4、銀行與實體經濟到底是不是相對應甚至相對立的兩個方面？

這一輪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一些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關於要重視實體經濟的聲音多了起來。

之以是出現這種情況，主如果因為此前美國金融市場上衍生品买卖量過大，一些衍生品層次過多，結構過於復雜，與實體經濟運行的關聯度越來越模胡。而眾多的投資者甚至金融機構包含監管部門對這些金融买卖活動的內容及其風險可能是不甚明晰，大可能是隻知其然，而未去穷究其以是然。這就帶來了不少問題，后來也引發了不小的風險。

是以，在這樣的情況下，這些國家有人提出金融活動要更多回歸實體經濟，要防止過度投機以节制風險，是有事理的。當然，若是把這一輪金融危機的緣由全数歸之於所謂的虛擬經濟活動，也未必是彻底找准了病因。一些國家的社會轨制比方社會福利轨制有分歧理的处所，一些國家甚至全世界經濟結構存在著不服衡現象，一些國家貨幣政策失誤帶來了負感化，和國際貨幣體系的不完美等等，生怕是更首要的問題。

當前值得注重的是，在現階段的中國，事实應該若何正確阐发中國金融活動的性質，若何正確对待中國實體經濟和金融行業的關系。

現在有些專家學者認為金融業、銀行業就是屬於虛擬經濟，是與實體經濟相對立的兩個方面。這種见解不免难免有失偏頗。在理論上並不彻底站得住，與實際情況也不盡符合。

盡管對什麼是所謂的實體經濟至今並沒有一個權威的、統一的定義，但筆者認為有人關於“生產商品和供给服務的經濟活動是實體經濟”的提法，比那些認為“實體經濟必定要有物質性投入和物質性產出”的說法公道很多。

這裡临时不去討論教诲、文化、藝術、體育等精力層面的一些生產、服務和消費活動是否是屬於實體經濟，應不應該加速發展（筆者認為應該屬於，應該加速發展），僅就金融業而言，它是第三產業中的首要門類，它自己就是社會經濟糊口的現實組成部门。它隨著人類社會化大生產和專業化分工的進程，一方面從生產部門中渐渐分離出來，一方面又滲透到物質產品、精力產品生產、分派、交換、消費的全過程中。沒有金融業，人類的生產、消費隻能處於物物交換的原始狀態，社會化大生產就無法進行。鄧小平同道關於“金融是現代經濟的焦点”的首要思惟，恰是金融業與實體經濟關系的精炼归纳综合。

實際上，作為實體經濟的首要組成部门，中國的金融業在服務和支撑實體經濟發展方面一向發揮著首要的感化。僅以銀行業為例，從1979年至2013年的35年間，中國銀行業信貸余額從2040億元增长到76.63萬億元，佔GDP的比重從1979年的50.2%提高到2013年的134.7%。總體來看，35年間中國銀行信貸余額每增长1個百分點，就推動了GDP總量0.37個百分點。當然，經濟增長過度寄托銀行信貸是不是康健，這種模式是不是可持續，中國經濟運行中資金投入的效力是不是應該進一步提高，那是必要此外钻研的問題。但這些數據充实佐証了金融業與實體經濟是血液、肌肉和骨骼的關系，它們之間誰也離不了誰，都是社會發展和國民經濟糊口實實在在的有機構成部门。

談金融業是不是屬於實體經濟，還需说起的一個問題是，發展金融衍生品是否是就是搞虛擬經濟？

這些年來在西方金融市場發達的國家，出現了不少以不確定性為买卖對象的金融衍生品，此中比較典范的就因此違約的可能性為买卖對象的金融產品。應該說，此中有些衍生產品應用得好是具备風險對沖功效的，比方利率、匯率調期互換的一些產品，此后這些產品不應該也不成能消散。事實上，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自這輪金融危機爆發以來這些產品的买卖活動也並沒有減少。但有的產品，特別因此衍生品為基礎的一些再衍生品，比方CDO的平方，乃至立方，確實帶來了很多問題，這些產品在相當水平上已經游離於實體經濟以外，成為了一些金融機構和一些投資者之間的對賭游戲，將它們冠之以“虛擬經濟”是恰當的。現在，中國的金融市場還很不發達，中國今朝根基上還沒有這些基於衍生產品的再衍生品。

我們所要做的應該是一方面要深刻钻研這些產品可能帶來的風險，罗致它們的教訓，今朝不應該也不需要去搞那些結構過於復雜，連發行者本身也說不清晰的產品，那對實體經濟的發展沒有什麼積極意義。另外一方面要堅定不移地深化金融鼎新，推動金融創新，要認識到中國的金融市場還必要有更多的金融產品（比方信貸資產的証券化等），中國的實體經濟還必要有更多的金融服務，中國的投資者還必要更多的投資东西。延緩金融創新和金融鼎新不會有益於防备金融風險，金融东西少了不會有益於實體經濟的發展。

今朝一些人之以是認為中國的銀行業彷佛與實體經濟是相對立的，還有一個首要的缘由，就是簡單地將所謂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歸咎於銀行了。如前所述，這些年來銀行的信貸增幅一向是高於GDP增幅加之CPI增幅之和的，若是再加之社會融資總量中由銀行投資的企業債券等，銀行資金進入實體經濟的數量就更可觀了。在必定意義上可以說中國企業生產經營對銀行信貸的依賴已經過度。對銀行必須實施嚴格的資本办理，堅決按捺銀行信貸規模和資產總量的無限擴張﹔對實體經濟必須尽力低落其負債率。唯有這樣，中國的經濟金融才能真正進入可持續發展的康健軌道。

說到這裡，也許有人又會單獨抽出小微企業融資問題來討論，因為這個問題事關就業，事關民生，事關社會的和諧穩定，是一個各个方面都很是關注的事变。我們還是要用數據來說話。今朝，工、農、中、建、交五家銀行給小微企業的貸款約佔全國商業銀行對小微企業貸款總額的31.6%﹔12家全國性股分制商業銀行給小微企業的貸款約佔20%﹔145家都会商業銀行給小微企業的貸款約佔16%﹔337家農村商業銀行、147家農村互助銀行、1927家農信社和村鎮銀行、小貸公司給小微企業的貸款約佔32.3%。從這些數據可以看出，分歧規模、分歧層級的銀行機構雖有分歧的市場分工和客戶定位（這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所應該的），但都為小微企業的發展供给了必定的服務，作出了本身的貢獻。簡單地批評有的銀行，特別是認為大、中型銀行不願意給小微企業供给服務是有失偏頗的。并且必要指出的是這些年來，為了催促和鼓勵銀行盡本身的最大可能為小微企業供给信貸支撑，有關部門還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办法。比方，財政部在稽核國有控股銀行的經營業績時，專門設立了對中小微企業貸款在貸款總額中的佔比的稽核指標，若是低於有關请求，將直接影響到考評得分。銀監會在關於商業銀行資本办理辦法中規定，在計算風險權重時，一般公司權重為100%，而合适條件的小微企業風險權重可設定為75%。在實施內部評級法時，考慮到小微企業分离性的特點，將不异違約几率下的小型企業的相關性確定為大型企業的80%。也就是說在同樣的資本佔用條件下，對小微企業可發放的貸款規模會多於中型企業特別是大型企業。一個簡單的事理是，同樣的資本佔用可發放的貸款越多，銀行的红利則可能增长得越多。是以，以為銀行主觀上就是不願意為小微企業發放貸款的說法来由並不充实。

至於“貸款貴”的問題，有些觀點在前文論及銀行存貸利差問題時已有触及，就再也不贅述了。這裡僅對各類銀行所發放的貸款利率程度作一個阐发。截至客岁，大型銀行新發放的人民幣貸款利率均匀為6.39%，12家全國性股分制商業銀行為6.86%，城商行約為7.7%。可以看出小銀行貸款利率比中型銀行要高84個BP，比大銀行要高131個BP。此外，農村互助銀行、村鎮銀行發放貸款的利率約為10%，小貸公司約為20%摆布。可以得出的結論是，由於办理本钱和資本逐利性请求的差異，一般說來貸款利率程度與銀行規模是成反比的。這也是國際金融市場上的广泛現象。是以，在談及所謂的實體經濟融資本钱高的時候，還需從多個角度作周全的阐发。

當然也應該指出的是，中國銀行業前一階段的確有某些業務操作對實體經濟的運行並沒有什麼實質性的積極意義。比方，有的銀行為了規避監管请求，在一些特别時點上進行同業間的資產買入返售（售出回購）。此中有的就是游離於實體經濟必要的。對類似這種彻底是為了應付監管規定和銀行本身時點稽核请求而進行的業務操作應該加以限定和規范。日前，中心銀行、銀監會等部門對此已提出了明確请求，各家銀行都應該認真執行。

筆者之以是對上述幾個充滿紛爭的話題談一些见解，不是簡單地為銀行作什麼辯解，更不是因為有什麼人動了銀行的“奶酪”，觸及了銀行特别是大銀行的长处。事實上，筆者作為一個在銀行系統事情了近三十年的金融從業人員，對大銀行經營办理機制缺少足夠的活气是有亲身體會的，對銀行亟需進一步加速轉型發展的緊迫性也是深有感觉的。但我始終認為對經濟金融問題的分解要加倍理性化，對銀行問題的討論要加倍專業化。對任何事物都需堅持辯証地看、周全地看、歷史地看，思惟法子上的任何簡單化、单方面性都是有害無益的。